長春法律顧問律師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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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上市公司大股東占款需構建長效機制

2018年5月21日  長春法律顧問律師   http://www.thfovq.live/
  中國證監會宣布對中捷股份(002021)、九發股份(600180)兩起違法占用上市公司資金案件中的相關企業及責任人進行行政處罰,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深圳證券交易所就德棉集團大量占用德棉股份(002072)資金的行為對相關企業及責任人進行了公開譴責。近期一系列上市公司大股東占款案件的集中曝光使上市公司大股東占款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毋庸諱言,大股東占款問題一直都是中國證券市場揮之不去的頑疾,不斷困擾著包括監管部門在內的市場各方參與主體。一份調查顯示,在連續兩年虧損的上市公司中,70%存在大股東侵占資金行為;在已退市的15家公司中,其經營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股東占款。2002年末,證監會曾對當時的1175家上市公司進行普查,發現半數以上存在大股東占款現象,總額高達967億元。此后幾年,在監管力度不斷加大的背景下,這個數據呈現逐年遞減的態勢,2003年為577億元,2004年降至509億元,2005年降到480億元。
  《國務院批轉證監會關于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意見的通知》于2005年11月2日發布,明確上市公司大股東在2006年底之前必須還清所有欠款。但由于一些公司大股東執行不到位,至2008年5月仍有30家公司約69.9億元資金被大股東及其關聯方占用。此次中捷、九發股份兩起案件中,中捷集團占用中捷股份逾5億元,九發集團占用九發股份逾6億元,表明上市公司大股東占款問題仍很嚴重,遠未根治。
  上市公司大股東占款問題得不到根治,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沒有一個持久有效的機制。雖然監管部門三令五申禁止大股東占資,為了解決大股東占款問題還進行了“以股抵債”等制度創新,但畢竟是治標不治本。要從根本上解決上市公司大股東占款的問題,必須針對問題產生的根源構建長效機制(6月25日發布的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2008]27號即提到,證監會將“鞏固上市公司清欠成果,建立防止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的長效機制,加強對大股東及其附屬企業故意占用上市公司資金的查處、懲罰力度”)。筆者認為,目前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一、實施整體上市,增強上市公司獨立性
  我國大多數上市公司特殊的分拆上市模式是大股東占款產生的根源所在。我國的上市公司多是從原企業中分拆一部分相對優質的資產組建而成,而大部分的不良資產以及債務和社會負擔則留在母公司,導致母公司生產經營難以維持,資金周轉困難,這構成了母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資金的直接原因。又由于母公司在上市公司中占絕對控股地位,中小股東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對其根本構不成有效的制衡,公司治理結構往往流于形式。上市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功能弱化,在實際運行中往往被大股東架空。這種情況下,大股東通過操縱董事會和監事會以各種形式侵占上市公司資金自然難以避免。

  而實施母公司整體上市后,上市公司的原有控股股東將不復存在,以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為例,作為母公司出資人的國資委將直接成為上市公司的大股東,上市公司的獨立性將大大增強,大股東占款的源頭將被有效切斷。對于非國有上市公司而言情況也是如此,上市公司將擁有更多的獨立發展空間。
  二、加重違規主體責任,提高違法成本
  法諺有云:任何人不得因其過錯而受利益。實質就是違法成本與違法收益的關系問題。成熟的證券市場有比較完善的立法機制和有效的執法機制,上市公司大股東、董事、高管若敢冒險越雷池,將付出慘痛的代價:這種制度設計能夠避免或減少大股東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為的發生。與海外成熟證券市場相比,我國證券市場的監管法規無論是立法還是執法都仍顯得過于寬松。
  立法方面,我國《公司法》并未對大股東占款問題作出直接規定,只有一些關于公司組織機構的原則性規定。例如僅對董事、監事、高管人員的義務和賠償責任作了規定,而且這些規定過于原則,在實踐中不利于操作。《刑法修正案(六)》規定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背對公司的忠實義務,給公司造成損失構成犯罪時最高可判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雖然較以前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這一處罰與美國證券市場中動輒十幾年、數十年的監禁比起來,仍屬小巫見大巫。
  執法方面,一些大股東的占款行為以及董事、高管違背忠實義務的行為沒有受到應有的懲戒,證監會對于各種違法違規活動的處罰,往往只是幾十萬元的罰款而已。這種輕微的處罰使得違規成本遠低于違規收益。在香港,原創維數碼董事長黃宏生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4800萬元被拘捕并被指控犯有串謀盜竊及串謀詐騙等四項罪名,最終被判入獄6年。反觀內地,上市公司高管因此入獄的則極為少見。深圳某上市公司被其控股股東占用資金高達25億元,占上市公司凈資產的96%,而事后該公司董事長僅被證監會罰款30萬元。
  因此,必須加大違規成本,特別是加強相關責任主體的刑法責任。一旦發現即進行嚴厲處罰,對違規的主體,要讓其違規成本大于或等于違規收益。最近發布的《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補充規定》即是這方面的一個積極信號。
  三、完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強化違規主體責任追究
  股東代表訴訟制度在英美法上又被稱為“派生訴訟”。由于此種訴訟制度是源于公司利益遭受損害而不是股東或債權人本身的利益遭受損害,因而其擴大了中小股東的訴權,使中小股東能對大股東、董事、高管人員侵害公司利益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督與追究。例如“安然事件”發生后,有十幾家律師事務所發表聲明,邀請所有在特定時段內購入過安然股票的個人和實體與他們聯系,進行集體訴訟。律師等專業人士的積極參與,使得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小投資者利益保障更加有力,也使得民事賠償機制發揮出很強的威懾作用,成為對美國證券違法行為進行監督的強大力量。

  我國《公司法》在第152條中采納了股東代表訴訟,該條第3款明確規定:“他人侵犯公司合法利益,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本條第一款規定的股東可以依照前兩款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毋庸置疑,通過設立股東代表訴訟機制,可以增強追究占款股東及違規董事、高管人員民事責任的可操作性,從而維護上市公司及其他股東的合法權益。但《公司法》中關于股東代表訴訟仍有一些問題需要明確。如第152條第3款中,他人侵犯公司權益的,股東是應先請求董事會還是先請求監事會提起訴訟,仍需相關司法解釋予以進一步解釋和完善。另外,對公司在股東代表訴訟中的地位問題,《公司法》也未規定。筆者認為,應把公司規定為必須參加訴訟的第三人,法院應通知公司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其可以不主張任何實體權力,只是提供證據,協助法院查清案件事實,以便使公司了解訴訟進程,承受訴訟結果,防止原告股東的不當訴訟行為。
  當然,以上三個方面只是構建根治上市公司大股東占款長效機制的基本組成部分。根治上市公司大股東占款,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必須從公司治理、監管、國資管理、立法、司法、社會保障等多層面、多角度協調推進、共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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