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法律顧問律師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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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司法解散新程序在實踐中的焦點和難點

2018年1月30日  長春法律顧問律師   http://www.thfovq.live/
  公司作為企業法人,其生命的終結既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非自愿的。
  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確立了由法院宣告公司法人“生命終結”的司法解散程序。
  因此,司法解散對公司而言具有類似于“安樂死”的作用。
  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的表述是這樣的。
  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繼續存續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的,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的10%以上的股東,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司法解散的實際操作難度之大,讓很多人想不到就像有結婚也有離婚一樣,司法解散這一公力救濟的確立,無疑為解決公司經營中出現僵局時的股東退出問題,提供了除自行解散、行政解散之外的又一條救濟渠道。
  可盡管這一條款的每一個字大家都認識,實際操作的難度之大,還是讓很多人想不到。
  由此,公司司法解散也就成為新公司法自2006年實施以來,諸多公司法律論壇上的重要議題,法官、學者、律師以及公司股東、債權人等等,均對此高度關注。
  就在不久前,成都一起小股東起訴解散公司的案件,未獲一審法院支持。
  而另一起公司股東內訌要求司法解散的官司,則在北京法院獲得了支持。
  上海法院目前受理的此類案件大概有七八件,有判決的,也有調解的,但目前還沒有判決解散的。
  輸輸贏贏,涉案各方自有想法,但無論面對怎樣的判決結果,大家對公司司法解散制度過于籠統的不足,恐怕都有感受。
  籠統的規定,導致在公司司法解散實踐中產生難以解決的爭議比如,“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的”規定,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前置條件,但它是起訴受理的前置條件還是司法判決的前置條件,就有不同看法。
  盡管大家都認為公力救濟的適用,應當以用盡內部救濟為前提,這體現的是對公司自治立法精神的貫徹,即盡量擴大公司自治、縮小公司管制的空間。
  但有一部分人則認為,只要內部救濟沒有用盡,法院就不能夠受理。
  而更多的意見則認為,它是判決能不能解散公司的實質要件。
  再比如,關于訴訟主體的問題,爭議主要在被告。
  被告到底應該是其他股東還是公司本身?以前大部分的看法認為應列公司本身,有些西方國家也規定公司解散之訴的被告是公司,但現實挑戰了這一看法,因為實踐中出現大股東起訴要求解散公司的案件,而同時大股東又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據了解,目前在我國,多數人認為應將公司和其他股東列為共同被告。
  也有人認為解散公司之權在股東,公司無需列為被告。
  還有人認為應將公司列為第一被告,其他股東作為被告或者第三人較好。
  據悉,上海法院現在普遍是以公司的其他股東作為被告,考慮的是公司強制解散實際是強制解除股東間成立公司的合意。
  總之,被告的適格問題爭議頗大
  還有,怎樣理解“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繼續存續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由此引發的問題包括,發生嚴重困難或股東僵持達到多長時間方符合司法解散條件?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是一種現實性還是可能性?等等問題都需要具體明確。
  對界定經營管理發生困難,也需要進行一些列舉式的規定,如公司已經無法經營,連續兩年未召開董事會或股東大會,公司的經理無法正常行使權力達到兩年或三年,并且由此給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損失或應得利益的重大損失等。
  司法解散后的公司清算問題也是一個焦點新公司法規定,請求法院清算的只能是公司債權人,沒有規定股東可以請求法院清算,只規定股東可以請求法院強制解散。
  但從實踐來看,很多人都認為公司發生僵局如果僅僅判決到解散是很難解決問題的,有人提出法院應當一并裁決公司解散與清算,或在判決公司解散之后征求一下當事人意思,如果股東可以進行清算,則法院就沒必要進行清算,如果雙方當事人達不成成立清算組的意見,那么法院就應該組織清算,使司法解散判決真正得以履行。
  此外,法院組織清算從理論上說是沒問題的,但實際操作可能就成問題。
  據上海法院的法官介紹,上海法院1995年到2005年案件數量從15萬到30萬,而法官人數才增加了150多人。
  假如判決公司解散的案件比較多的話,法院的工作量就會很難完成,因為要求法院對解散的公司再進行清算,無異于要求法官再解決一個破產案件。
  對此,有專家指出,可以成立專門的清算公司,從根本上解決法官不足的問題。
  但如果股東沒有權利請求法院進行清算,公司就可能走出一個困境又陷入另一個困境,如此司法解散的立法目的又何在呢?司法解散的審慎運用,到底應該把握到什么程度還有一個非提不可的重要問題,除上述提到的內部救濟(主要指私力救濟)用盡是一個原則之外,不少人還提到了應堅持利益平衡原則,即不能讓公司司法解散這一救濟方式,成為小股東威脅大股東的一個手段,動不動和大股東意見不和,就鬧著解散公司。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讓大股東來壓制小股東。
  盡量維持企業續存,也是提到的審慎原則的一項要求。
  一個企業的維持,對于社會的發展來說,通常是有利的。
  企業的破壞會帶來很多的問題,首先是股東利益的損失,還有很多社會問題,像債權人的問題、職工安置問題等等。
  因此,一些法官都覺得有必要在判案時盡量把握維持企業存續的原則。
  然而,不同立場就有不同觀點。
  有學者就提出,審慎解散從總體上來說是沒有錯,但審慎的解散必須要有背景。
  如果實踐中存在任意解散公司的現象,那么才需要堅持謹慎解散的原則。
  但事實上,我們相當多的股東利益受到損害要求法院解散,卻沒有辦法解散,這與立法本身的目的是相違背的。
  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非常清楚地講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困難,公司繼續存在股東利益會遭受損失,這時候股東有權提起解散的訴訟,通常情況下提起訴訟就是在其他途徑沒有辦法解決的情況下才發生,難道這種情況下還不能解散嗎?為什么一定要把不合的股東放在一起呢?所以,解散公司的審慎原則,還要從立法目的上去考慮,需要審慎,但要有度。
  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非常原則的規定,引發了諸多既棘手又敏感的爭議。
  這種法律規定的缺陷,無疑尚需理論和司法實踐的進一步深入探討加以豐富與完善。
  但不管怎么說,公司司法解散肯定不是一個口袋,公司股東動輒就想尋求司法解散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有專家認為,公司股東如果想直接訴請公司解散,至少應先考慮以下問題。
  第一,具有起訴資格的主體,應是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10%以上的股東,并且其已連續持有該股權一年以上。
  第二,作為原告起訴的股東應承擔證明公司僵局已形成的舉證責任,其提交的證據應足以證明已發生公司僵局,如董事堅持不參加會議而使法定的或章程規定的董事會無法召開等。
  第三,其他救濟途徑用盡,如公司自力救濟、行政救濟都無法解決僵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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